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的过程,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展开的贡献。
《王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求诸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心学不是空谈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向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

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位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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